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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外交家广州穆斯林杨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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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现代工业的奠基人

—清代外交家广州回族穆斯林—杨枢

                     保延忠

    广州的现代工业始于清末同治年间的洋务运动,大约只有140多年的历史。当年谈判引进并组织领导现代工业企业的创始人,是一名鲜为人知的清代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名字叫杨枢,是一位广州回族穆斯林。

杨枢,字星垣(1844-1917年)回族人,哈吉。祖籍为辽东盛京(今沈阳),先世隶属汉军八旗正红旗,随军入关,分驻广州,至杨枢时已历七世。杨家是将门世家,但杨枢在青年时代却弃武习文仰慕西洋文化。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广州同文馆(现朝天路朝天小学)学习西方语言文字。杨枢在同文馆学习勤奋,天资聪颖,很快成为同文馆的高材生,受到英文教习三顺的器重。他是学生中从事翻译工作最为积极的一个,曾参加翻译过《国际公法》以及外交、政治、天文、地理、生理、化学等方面的书籍,并以《同文馆译丛》的名义出版。还协助教习三顺编写一本英语语法《三顺文法》,并合作编写以广州语音来说明的《英语拼音》。杨枢在翻译工作中成绩卓著,曾受到同文馆提调王汝海的嘉奖。杨枢这些早期翻译工作成果,对推动当时清朝社会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同治九年(1870年),杨枢由广州同文馆毕业,被分派到两广总督衙门任西文通事。这个时期正是洋务运动兴起之际,杨枢在广州这一重要通商口岸担任总督衙门的西文通事14年之久。他参与了各项引进西方工业项目的谈判工作,在业务和外交方面渐露头角。一批军用和民用工业引进西洋技术设备和雇用西洋技师,促进了中西技术文化交流。光绪十年(1884年),著名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主张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兴办军用、民用工业。杨枢的能力和才干得到张之洞的赏识,被提升为道台衔,委以总办广东洋务局重责。在这期间,杨枢除了处理两广总督衙门日常的洋务活动,还在引进和管理西方工业项目方面办成了许多实事,显示了他的卓越领导才能。

一是整顿广州机器局创办石井枪弹厂。原于同治十二年在广州文明门聚贤坊开设的机器局,次年开设的增步军火局,因长期管理不善,贪污浪费十分严重,张之洞奉旨委派杨枢负责进行整顿。杨枢将机器局并入军火局,改称为东制造局,接着又由杨枢负责在市郊石井创办了枪弹厂,称为西制造局。东、西制造局均统由杨枢总办。在杨枢的领导下,东、西制造局军工生产能力增强,到20世纪初发展成为国内颇具规模的军工企业,连直隶及各省市也来广州购买军火。

二是创办广东钱局。光绪十二年(1886年)杨枢受命负责筹办广东钱局,厂址设在广州大东门外黄华乡(今黄华路),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式投产铸造被称为龙洋的广州银币和铜元,开创了广州同时也是我国使用机器大量铸造铜钱和银币的先河,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三是创办广州机器织布纺纱官局。光绪十四年(1888年)杨枢再次受命创办广州机器织布纺纱官局,厂址设在广州南岸。织成的布匹质量很好,可与进口洋布匹敌,深受各地消费者的赞誉。据云,从此“世之言布匹、杂货,俱以洋广并称”。这几项都是当时以求富自强为目标的卓有成就的洋务活动。杨枢可谓是开创广州近代工业的奠基人、先行者,功不可没。

杨枢得到张之洞的引荐,渐渐步入清朝的外交上层。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中国朝野为之震动,于是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学习日本的经验,走日本发展的路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张之洞奏派杨枢赴日本考察,任驻长崎领事三年,对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杨枢都进行了考察,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枢以候补四品京堂出任驻日本公使,当时称为“钦差出使日本国大臣”。这时正是中国学生大规模留学日本的时期,也是以东京为重要据点的中国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驻日本公使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杨枢1903年5月至东京就任的时候,中国留日学生有一千多人,到1905年猛增到八千六百多人。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联合各革命团体成立了同盟会,大批留日学生加入了同盟会。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东京成为反清与保清、革命与立宪各种势力角逐的场所。作为驻日本公使的杨枢,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在日本,他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活动服务,与日本法政大学校长订立协议,在政法大学开设政法速成科,接收官费中国留学生学习宪政知识,为清政府培养宪政人才。杨枢与顽固守旧的清朝官员不同,他了解世界发展趋势,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对自己的侄子杨殿鑣和自己的同乡、孙中山的助手汪精卫谈到:“民主革命,势所使然,问题在迟早而已。吾老矣,行将退休归田。而加入革命之举,虽吾子侄亦不禁。”杨殿镳在日本成城学校学习期间,与同盟会员刘庆恩、赵钟琦(二人均是回族人)等人常相往来,杨枢是支持的。

杨枢身为驻日本公使,他对本民族-回族的振兴问题也非常关注。1907年,留学日本的国内十四省三十六名回族青年在东京发起组织“留东清真教育会”,以“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宗旨。该会成立后,创办了我国回族历史上第一个自办的刊物《醒回篇》,刊登会员撰写的文章,邮往国内各地,宣传进步思想。教育会发起组织者中有不少是同盟会员的爱国爱教者,这是一个进步组织和进步刊物。杨枢支持他的侄子杨殿鑣参加该会的活动,并在使馆会见回族留学生。《留东清真教育会纪事》云:“丁未(1907年)六月,乃发起斯会,经前钦差驻日大臣杨星垣先生助金以资会费,并率诸公子及随员之同教者,合留学同人,摄影于使馆,以为纪念。”从纪事中可以提知,杨枢此时已经卸任,在回国前于使馆与留学同人合影留念。

宣统元年(1909年),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同日驾崩后,杨枢被委派到法国、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日本等国为致谢吊祭的六国专使。随后奉命出任驻比利时公使。在此期间,他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博览馆首次成功设立了“中国馆”,展出了我国的美术工艺品、艺术作品数百件,获得极高评价。后来比利时政府以高价收购了这批展品,建立永久性的“中国商品展览馆”至今犹存。

宣统三年(1911年)杨枢以年事已高为由告老离职还乡回国,定居于广州福地巷。杨枢退休后,对伊斯兰教信仰十分虔诚,每年斋月都把斋。他曾在往返欧洲途中曾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1912年广州穆斯林推选杨枢为中国回教俱进会粵支部名誉会长,1917年杨枢于广州顺主归真,享年七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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