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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广州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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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南大门—一广州。是一座驰名中外的古城。有着两千年向世界开放的历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站与终点站。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远在隋唐,广州即跟阿拉伯人架起了 连结中阿友谊、文明的桥梁。广州是我国伊斯兰教最早的传入地。唐宋期间落籍广州的阿抽伯穆斯林。无论在构成我国回族外来成分之一上,还是在促进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渗透交融上。都曾为历史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广州回族的来源

  我国回族以元、明时期划线,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回族的先民阶段与形成、发展阶段。广州回族的来源,正是典型地包涵着这二个层次的内容。.外籍蕃客留籍广州是我国回族的重要来源,也是广州回族的第一层次来源。早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广州即开展了与南亚、东南亚等地的海贸往来,《史记·货殖列传》载“番思(今广州)亦其一都会也。珠巩、犀、耿谓、果、布之溪。”自唐始,广州的对外贸易居全国之首,并首先设置了“市舶使”,总管对外贸易。白此,广州对外贸易 的范围,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而公元七世纪至十世纪,中国西城之地正烽火连绵,交通阻梗, 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太平 洋地区海上通贸的发展。大批阿拉伯蕃船翻入广州。这在《唐大和尚东征传》和《旧唐书·李勉传》中都有记载。当时。留驻广州的阿拉伯人(包括波斯人)有专人接待,并有专供着 商、蕃客寓居的外侨区(今光塔码头一带)。嗣后,外侨区发展成为“落坊”“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往唐”(朱成《萍洲可谈》卷二)。蕃客在广州 定居后途广置田宅.建立家宝。其中有智妻子儿女来华,也有娶当地女子为妻,其后裔即为“士生着客”或"五世蕃客”。蕃客在蕃坊内依然格守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唐代,广州着客数量众多。据旅行家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述,唐禧宗干符五年(公元盯8年)五月。黄巢攻克广州,遭到城内居民抵抗,破城后。黄巢屠杀居民,不计踊;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阿拉伯人及其它外籍人。总共有12万人,“皆蒙不测。遇 彼茶毒”。另据马斯欧迪《金草原》记载。黄巢攻占广州时。在逃避刀兵中死于劫难的伊斯兰教徒等。计有二十万之众。上述资料。恐有出入。但亦左证其时阿拉伯人在广州之盛。 落籍广州的蕃商、蕃客“与华人结姻,或取科第”(《洋防辑要。杂蛮篇》),其绝大部分跟当地居民混融而实现自然同化,这种自然同化现象,一直延至明初。“岭南人士之冠”丘浚在《区处畿甸降夷》一文中指出:“(明)国初平定,凡蒙古色国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

  明皇朝立国之始,在对外关系上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并下令“敢有私下诸善互市者,必真之重法。”(《明实录·洪武实录》卷231),这就窒息了中华与海外的商贸活动,中国跟阿拉伯诸地的通肮,自此衰落了下来。

  阿拉伯蕃客是我国回族外来成分中的重要来源,亦是广州回族的第一层次来源。但因年时久远,蕃客与土生蕃客的后裔流散民间,四处搬迁,更兼其传统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逐代改观,因之在渊源关系上出现了断层现象。倘要见证阿拉伯穆斯林的落籍广州,可由下述材料旁证之。

  (1)岭南地区居民的体质形态,具有阿拉伯、南亚类型的特征(注释1)。

  (2)作为我国最早传入伊斯兰教的实证——广州伊斯兰古迹怀圣寺、光塔、先贤古墓,干余年来一直是本地及外地(国内外)穆斯林的朝觐圣地。

  (3)善客“多蒲姓、海姓”(《洋防辑要·杂蛮篇》)。近几年来,通过调查、访问,搜集到了宋代留籍广州的蒲、海姓蕃客家族嫡系遗裔编纂的《族谱》,充分证实广州回族确系源远流长。

  2.广州回族来源的第二个层次是明清时代,以驻戍与经商流迁广州然后定居立业,成为广州居民的群体之一。

  其来源细分可为二,即:(1)由省外直接来穗,初期以驻成从军为主。明成化四年 (公元1468年),为对付广东西江流域的瑶族“叛反”,“都御史韩雍奏调南京回兵来粤协剿,西泽后,加其头目羽士夫、马黑麻等锦衣卫指挥使职御,留成广州,回回营以处之。”②回回营即大东营、小东营、西营、竹筒营,从而奠定了回族在广州定居的基础。四营都筑有清真寺院(见后述)。四回营直维持至清初。

  (2)由省外流迁广东省诸地后,再辗转来穗,以商贩、手工匠人为主。公元1644年清军人关后,明皇室朱由榔监国肇庆,树起抗清复明大旗,并于公元1646年建立永历朝,肇庆遂成为中南、西南各省反清的中心,清军征调各路兵马,重兵围剿肇庆,镇压当地反清运动先后达十三年,各省的回民士兵与低级军佐,即是此时被强迫应征赴往肇庆各地。回回军马当时除驻守肇庆府诸县外,还在南海、高鹤、龙门、台山、南雄等县扎营。战事平息后,肇庆失却了军事重镇的地位,各地回民士卒,就地编籍为民,普遍以商贩、手工业谋生,并络绎向广州靠拢(注2)。

  清代,回族或因仕宦或因驻戍,或因经商或因务工,由祖国四面八方流入广州,使广州回族人数与姓氏剧增。

  广州回族人口与姓氏

  唐时广州穆斯林人口,已如上述。明清时代对回族人口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明末清初广州发生的回教三将领羽凤麒、马承祖、萨芝浮死守广州壮烈牺牲的事件。因三忠之事,清军占领广州后,对广州回族严加杀戮,故人口大减,有资料估计,清初广州回族人口仅千余,而清真寺院亦多遭毁坏,至雍正年间才渐次复建.下面综合有关材料,概述近五十年来广州回族人口的概况。1933年,约3000人,1958年,625户、3 050人,1961年,962户、4 070人;1981年,4 200人;1982年,5 561人,1987年,7 000人。此外,尚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非回族千余人④。 广州回族人口虽不多,仅是全市人口的1%,但姓氏众多,我国回族的所有姓氏,在广州几乎都有,尤多回族特有的姓氏。且各姓氏来源复杂,即使是同一姓也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广州回族姓氏的这个特点,在全国城镇回族中颇为突出。

  在近7千人的回族中,以马姓和杨姓居多。其它如“丁白回羽沙哈保、萨海脱买熊蒲穆”在广州也属多数;此外,尚有端木、傅、时、锁、答等姓24种。广州回族的主要姓氏入迁广州的时间大多在十代(30o年)以上,下述材料系笔者对能搜集到的广州回族《族谱》的汇总。

  马姓,由辽东半岛、辽宁省沈阳县、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陕西省平凉县、广西省百色县、甘肃省迁来;杨姓,河北省正定府正定县、辽宁省沈阳县;白姓,河南省南阳县、江苏省江宁县;羽姓,山西省太原县;李姓,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周姓,江苏省南京府;保姓,辽宁省沈阳县、新疆省,《保氏效和堂族谱》谓:“来自阿拉伯”;张姓,四川省巴县、甘肃省;冯姓,山东省济南府;徐姓,江苏省南京府;陈姓,江苏省扬州府;时姓,江苏省南京府、四川省;傅姓,浙江省金华府蒲宁县、新疆省;刘姓,陕西省西安府长安县。

  萨姓,《族谱》载:“我回回萨姓,溯自唐朝,由西域入居东土(山东),迄今有千余载矣。国初(清),我萨姓从外省来粤有数家,俱就居广、肇二城。”

  此外,从广州桂花岗“先贤古墓”残存墓碑上的简要碑铭中知,尚有湖南长沙端木氏,陕西苏氏,四川成都蔡氏,江苏镇江杨氏,京都安氏,河南息县张氏,河北天津李氏……。

  从以上记述可见,几乎国内东北、西北、西南、华东、中原各地,都有回族后人落籍广州。广州素为岭南著名商业城市,市内又有驰名的怀圣寺、光塔、先贤古墓,保存的回族特 殊习俗颇浓烈,无疑对省内外散居的回民具有强大的内聚引力。

  广州的清真寺

  唐时来华贸易的阿拉伯穆斯林商客,落籍广州后,即会在其聚居中心营建清真寺,以适应宗教信仰的需要。前已论述,现怀圣寺、光塔一带是蕃客的主要聚居区,唐代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曾亲自目睹,在聚居区内设有清真寺,故怀圣寺及其前身属我国最早的清真寺当确凿可信 广州怀圣寺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著名清真寺,而广州先贤古墓中的墓主——圣贤宛葛士, 相传是穆罕默德的母勇,东亚地区伊斯兰教最早的传播者,因之,广州在穆斯林世界中被誉为“东方麦加”,历史上曾为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穆斯林的朝觐之地。最近在先贤古墓中 挖掘出一块元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的记述一位高丽籍穆斯林朝觐广州不幸病逝的阿汉文 碑碣,即是明证。 怀圣寺是中西海上交通的标志,是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是广州乃至全国回族心目中的信仰物,故历来受到保护和修茸.关于怀圣寺、光塔的始建年代,国内不同说法,主要有“唐说”、“北宋说”、“南宋说”。笔者认为,怀圣寺“留说”的科学程度最高,最接近史实。还有,历来研究者都把怀圣寺、光增、先贤古墓作为同一时代修建的汉阿合璧的古清真寺院建筑群, 笔者却认为:怀圣寺与光塔是不同时代的建筑物,怀圣寺建成于唐代;而光塔则是南宋时期的建筑。笔者还认为,光塔的社会功能,首先是导航与观测风向。“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然后才是宗教的用途:“在使祈祷呼报者,便于招集信徒" 。

  截止1929年,广州尚有六座清真寺及礼拜殿:怀圣寺、豫畔清真寺(广州市西郊)、南胜清真寺(大南路)、东营清真寺(小东门)、东郊清真寺(东较场侧面),以及先贤古墓礼拜殿(现火车站对面)。

  随着广州的发展,回族居民从于的职业日趋多样化,聚居的格局渐被打破,回族居民开始向全市四处迁居。原先的多座清真寺院都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而自行倒闭。其产业统山怀圣寺接管。解放后。全市回族穆斯林都集中在怀圣寺内过宗教生活。

  佛山是我国四大名镇之一,是广州的门卫。清初回族居住亦甚多,当地有佛山清真寺一座,历时75年,后因本地教徒多迁移省城内居住,无人管理,遂折资产转赠广州四寺及海南三亚寺院。

  佛山清真寺的建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州商贸业的发展,以及清代回族在构通国内诸地商业经济发展上的作用。

  广州回族与海外联系

  广州回族历来跟海外的联系十分密切(历史上的外籍穆斯林入迁,近代史上的广州回族外迁),客观上起着洞察我国回族与伊斯兰教的窗户的作用。

  历史上香港辖属广东省,地理和(政、经)环境毗连广州,香港自辟为商埠并沦为英殖民地后。广州回族时有迁往香港及东南亚地区定后与谋生的,时间先后达一个多世纪。尤其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因避战乱,迁徙人数尤多,据近期统计,全港中华回胞三万余人,占全港穆斯林70%,其中绝大多数由广州迁入,故香港回胞跟广州回族,不仅有同一民族及共同信仰的关系,且有血亲与姻亲的血肉关系。

  广州回族侨居海外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十八世纪,现怀圣寺内尚保存有一块乾隆年间的碑碣, 碑上铭刻有“锥居海外。幸来东粤,父举美意,男继父志”,记述一位旅居海外的老人,嘱其儿子“幸来东粤”,捐房产一间于清真寺院,其对母国故士的眷恋之情,即此可证_

  在广州回族所编纂的、《族谱》中,对房族中侨居异乡他国的后裔,都有详尽纪录。如 《羽氏族谱》载,羽启廷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别家远洋”。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曾回穗一次,“随辞外向”羽自昆干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外洋贸易,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回来一次,再去未返;羽崇恩“自幼往墨西哥”。羽崇枝“外洋贸易未返”。又如《马氏族谱》载 马廷亮远游朝鲜,民国元年任我国驻朝鲜的总领事;马端亭定后锡兰岛 (现斯里兰卡),马泽民“在马来西亚、科伦坡经商”,其弟马广俊亦住南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执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回族中不少港澳台同胞,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和澳大利亚侨胞,纷至沓来,归国观光探亲。在回穗的同胞与侨胞中,以港澳同胞人数最多,次数也最频繁,几乎港澳回胞中的知名人士,都曾或个人或率团多番来穗访问,如中华回教博爱社正、副理事长脱维善,马越千,哈耀恩先生和刘有信阿訇,香港回教协会主席白建中先生,回教青年会名誉会长刘道平先生,回教妇女会主席马蝶文女士,香港回教礼拜总堂张广义教长和澳门伊斯兰教会主席石也谷先生等等。

  这几年来,海内外回胞的民间交往中,留下了不少动人肺腑的事例。

  香港回胞萨兆熙老人,三十多年来一直不敢回来。1982年,在广州回族亲戚的多方开导下,他不辞年迈来到广州,受到当地政府与乡亲的热烈欢迎,兆熙老人目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尤其是看到他家祖墓——萨参芝之墓,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先贤古墓内时,顿时流涕不止。嗣后,他不但捐弃前嫌,自己经常来穗观光,而且还现身说法动员其它港胞返内地观光,他还捐款及馈赠汽车给怀圣寺院,在广州回族中传为美谈。

  近年来,迁居台湾的回族也有不少慕名大陆的巨变,而绕道奔来广州;如三十年代广州阿匐三杰之一的伊斯兰教学者,已故的台北清真寺教长熊振宗阿旬的遗孀马秀贞女士,1985年定居香港,多番返大陆观光,并出资修茸先贤古墓中之祖坟。

  光绪年间殉职于甲午海战的蔡金章将军,殁后葬先贤古墓,其后代早年均移居美国。1987年7月,其嗣孙蔡克强先生等二人返国,事先没跟市伊协联系,径直来瞻仰先贤古墓,见到其祖父的坟全和碑碣仍完好如初,为祖母所立的牌坊依然巴立,其父蔡春华于1911年题赠的“清真模范”匾额,依然悬挂在古墓客厅中央。先人的遗物安然无恙,使蔡先生欣喜若狂,十分激动,喷喷盛赞政府与乡亲对文物的保护、重视,当即表示要把广州的所见所闻,如实告诉父亲和旅美侨胞。

  旅美侨胞白兆丰老先生,于1985年12月26日来函营询其父白锡九之墓及一些故旧的近况,当广州市伊协把其父坟劳的相片运寄美国后,兆丰先生如获家珍,一再来函致谢,并嘱 他的两个儿子在半年内先后两次返国瞻仰祖墓。兆丰先生因年迈,步履维艰,却屡屡汇款给 清真寺及家乡帮助建设,以示心迹。

  海外游子的赤挚情谊,似一首首爱国主义的赞歌,使广州回族群众深受感动,他们表示要以最大热情,投入四化建设,使强大祖国成为海外赤子的坚强后盾。

   资料来源:广东省民委档案室,广东省人口统计办,广州市伊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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