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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的回回航海技术


阿拉伯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航海的民族之一。早在唐宋时代,回族先民就漂洋过海,历经艰险,从西亚来到华夏大地。而时至明代,征服海洋的重任又历史地落在回回人肩上,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间先后统率由百余艘大小帆船和二万七千多船员和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亚非三十余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走向远洋的空前壮举。其航海规模之大、航行船只和人数之多、足迹之广,堪称世界远洋航海的千古绝唱。

伟大的航海家郑和(1371—1433年),原姓马,小名三宝,云南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祖父、父亲曾先后赴麦加朝觐。明初,三宝被掳至南京入宫,成了燕王朱棣的侍童。他曾跟随朱棣出征“靖难之役”,充分展示了他的文韬武略,特别是“郑村坝”(今北京大兴县)之战的获胜,为朱棣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朱棣即帝位后,念三宝跟随左右,屡建战功,便赐他“郑”姓。郑和一生建树颇多,最伟大的成就是以其非凡的组织力和创造力,领导了这次轰轰烈烈的下西洋活动,成为中外航海史上的一代伟人。同时,郑和的航海事业,畅通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瓷器之路”,发展了海外贸易,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华侨在南洋定居、生存、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的航海活动,也刺激了中国造船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航海技术,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在中国海外交通史上,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在下西洋的船队中,除郑和之外,还有一些回族人,他们也都在这空前的航海事业中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马欢,字宗道,浙江会稽人,因才干优裕,通晓阿拉伯语,以通译番书的身份,先后参加了第四、六、七次远航。马欢是位有心人,在鲸波浩渺、历涉诸邦的同时,他注意采摭各式各样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名曰《瀛涯胜览》。该书共计18篇,记述了占城、爪哇等19国,为这几次远航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郭崇礼,杭州仁和人,与马欢一样,因“善通番语,遂膺是选,三随并轺,跋涉万里”。在《瀛涯胜览》的编写中,郭崇礼出力不小,特别是刻版印刷、找人作序,大都得力于他。费信,字公晓,吴郡昆山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通晓阿拉伯文,先后四次随郑和下西洋,任通事之职。费信笃志好学,每到一地,即将那里的山关、人物、物候、风俗之事记录下来,以备采纳。在此基础上,他编写了一部名曰《星槎胜览》的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为作者亲眼目睹之事,后集是采辑传译之闻。哈三,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掌教。1413年4月,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请哈三阿訇为之当翻译、作顾问。出访期间,哈三“揄扬威德,西夷震詟”[①]。蒲日和,字贵甫,泉州人,宋末泉州市舶使蒲寿庚家族后裔。他曾在元末与金阿里同修泉州清净寺。蒲氏家族为东南地区航海世家,故蒲日和被郑和起用,参加了第五次下夕阳,先后访问了波斯湾、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的国家和地区。归国后,蒲日和被加封为泉州卫镇抚,并负责管理灵山圣墓。除以上列举的外,在郑和的下西洋船队中还有其他许多不知名姓的穆斯林。他们以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和熟悉阿拉伯语的专长,为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另据《瀛涯胜览》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曾选懂阿拉伯语的七个通事,带麝香、磁器等物到麦加,往返一年,带回各种奇货异宝,并画了一幅《天堂图》。这事实上是组成了一支中国穆斯林的朝觐团,他们携带回京的《天堂图》真本,恐怕是我国最早的一份麦加天房画图了。

回回人郑和统领宝船七下西洋,不仅体现了郑和本人非凡的胆识和魄力,更体现了回回先民在当时所拥有的航海经验和所掌握的航海技术。追溯历史,在唐中叶以前,往来于南洋的船舶大都是外国船,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西域舶”、“西来夷舶”、“蛮舶”、“蕃舶”等名称屡见不鲜。但是到唐末以后,中国海船的水平已经超越了外国。到了宋元时期,中国海船更是蜚声中外,几乎垄断了中国到南洋之间的航线。中国船舶业的的突飞猛进和回回先民对此行业的贡献分不开。唐宋时的市舶司多由朝廷任命当地军事或行政长官兼任,有时也派宦官赴任。到了元代,市舶司的职务也启用回回人担任,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元世祖招降并重用南宋泉州提举市舶使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并设置海外诸蕃宣慰使与市舶使。其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兼福建道市舶司提举、海外诸蕃宣慰使。蒲寿庚父子掌管海外市舶贸易三十年。元朝政府除在广州、泉州设置市舶司外,又在杭州、澉浦(今海盐)、温州、庆元(今宁波)等海港城市先后增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其中担任市舶司提举的回回人除了蒲寿庚父子,还有马合谋、沙的、赡思丁、木八剌沙、哈散、倒剌沙、八都鲁丁、亦思马因、暗都剌、忽都鲁沙等。在这些市舶司回回提举们长期的努力经营下,中国的海上贸易和航海业举世闻名。

要征服海洋,不仅要有能够扬帆万里的大船,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先进的航海技术。在郑和下西洋中,航海者已经非常准确地掌握了季风规律,并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在定向定位技术上,除了应用指南针外,元、明时人们已经较熟练地掌握了航海天文学,并应用牵星术来观测船舶的方位。所谓牵星术,就是以“星高低为准”,通过测量方位星的高低位置,来计算船舶与陆地的距离远近和方向, 从而确定船舶的位置和航向。此外,航海者已经掌握了深水测量技术, 可以测水深七十丈以上。在这些航海技术中,无疑有回回人的贡献。因为早在唐宋时代,阿拉伯人就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技术,拥有精确的海程记载。元代的回回人传承着唐宋时代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如《元秘书监志》记载,航海的回回们掌握有“回回文”(阿拉伯文)的“回回针经”,即海道针经,或可称为航海指南,要福建泉州负责搜集回回针经这方面的书,上报朝廷。这说明元代回回人有着较高水平的航海技术。



注释:

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明嘉靖二年(1523年)《重修清净寺碑》。转引自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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